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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领导怀仁堂听课那些事儿

2013年08月28日 10:04 来源: 南都周刊 【字号 :

江泽民会倾听、胡锦涛爱提问、习近平亲自做主持……这些在中国政坛上拥有最高权力的人,都曾在中南海怀仁堂当过学生,而给他们上课的,则是中国各个领域最为顶尖的专家和学者。


  周叶中早在1984年,就同恩师许崇德有过往来。“当时我是何华辉教授的硕士研究生,一天许教授来访,我们就认识了。这些年来,他像指导自己的学生一样指导和提携我。许老也是我一位难得的恩师。”

  让周叶中倍感亲切的是,温家宝称呼一同前往的许崇德教授为“许老”。温家宝走近后,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今天来听你的课,都是你的学生。”胡锦涛随后迎面走来,首先与许崇德握手,还讲起了许崇德对宪法的贡献。

  课程原定于下午2点开始,但9个常委和其他100多名听课者1点50就到齐了。胡锦涛提议提前讲,争取让教授们多讲一点儿。刚开始时周叶中还有点紧张,但很快就进入了状态。“我讲了一会儿,很快就进入老师的角色,也没在意下面坐的是多大的领导,一点也不紧张了。”

  这是中南海集体学习的第一堂课。许崇德曾参与制订“54宪法”和“82宪法”,是宪法学泰斗;而周叶中24岁就成为中国宪法学学会最年轻的理事,代表法学界的新生力量。

  周叶中回忆称,讲稿反反复复修改了10多遍,还熬了几个通宵,司法部领导也经常加班到深夜。几轮试讲的时候,至少有十几位部级领导和专家来听。这些领导和专家的意见对我们有很大帮助。而且也能看出,这些课题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似乎有着惊人的巧合。十六届、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一堂课,都是在当届一中全会闭幕1个多月后开始的,学习的内容均与法律有关,邀请了法学专家来“授课”,所谓“先学法而后治国”。

  相比习近平总书记喜欢做“主持人”,胡锦涛前总书记则“爱提问”。尽管将近已有10年,秦亚青教授仍清晰地记得他当时在中南海讲课的情景。

  这位外交学院的常务副院长,想起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我们从2003年10月开始准备讲稿,用了4个月的时间,大家一起商量,开过几次研讨会。”当时他是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世界格局和我国的安全环境”一题的主讲人之一。

  “2004年2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宇燕研究员每人讲了45分钟。”秦亚青说,讲课结束后的讨论中,胡锦涛前总书记第一个提问,询问有关金融安全的问题,我们分别给予了回答。“学习结束后,前总书记又和我们就这个问题单独进行了探讨。”

  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题的确定,主要有两个途径:一类是高层领导亲自点题,另一类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等相关课题组人员根据当前热点问题进行筛选并报批。“人员筛选和邀请一般都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相关人员负责,最高领导人一般不会主动提出要求的。”熟悉中南海集体学习内幕的吴稼祥说。

  一般来说,每次集体学习时间一般在120分钟左右。通常由两位讲师联合授课,年龄结构上“老、中、青”兼备,主要集中在45-55岁之间,且多是研究所研究员加大学教授的组合。每位讲师按照既定计划各讲40分钟,之后30分钟用于讨论和提问,最后环节由总书记总结发言,再宣布学习结束。

  “这种学习的模式,具体效果还是值得商榷的。”吴稼祥透露说,“按照我的了解,一般邀请的人不能太出格,讲稿也要经过审核。因此具体学习交流效果如何,可能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江泽民“会倾听”

  即使过了十多年时间,经济学家林毅夫还偶尔在他的课堂上回忆起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最初进入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分析经济形势的情形。

  “江总书记很忙。”林毅夫说。当其他学者进入中南海发言的时候,会有电话打进来,或者有秘书送文件给总书记签。每到这时,会议就会暂时出现空当,待总书记忙完才继续。林毅夫很低调地说,轮到自己发言时,江泽民一反常态,会把电话或文件放在一边,“不管它,小林,你接着讲。”

  2008年,就在林毅夫讲述中南海故事一年之后,他被世界银行提名为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他倡导多年的“中国奇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成功典范,也伴随他一起进入世界银行,一直到2012年6月他卸任世界银行副行长一职。

  这个在30多年前泅水过海的台湾人,在过去几年的中国大陆,掀起一股“林毅夫热”。他的“后发优势”理论、强调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产业思路,曾博得中国两任总理的青睐。

  当然,江泽民“倾听”的并非林毅夫一人。《光明日报》此前的报道称,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为了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江泽民前总书记把请专家讲课以及与专家进行专题讨论纳入了中央决策的过程。引起知识分子广泛关注的中央法制讲座,就是在江泽民的亲自倡导下开办起来的。

  1994年12月9日,第一次法制讲座在中南海举行。这次的主讲人是曹建明—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时任华东政法学院教授,作为中央法制讲座第一课的主讲专家,他为中央领导同志讲《国际商贸法律制度与关贸总协定》,江泽民亲自主持讲座。

  10多天后,江泽民见到当时的司法部部长肖扬时说:“这次中央法制讲座讲得很好。”“以后中央法制讲座要规范化、制度化,每年讲一至两次,形成制度。”江泽民对肖扬讲过这番话后不到一个月,第二次中央法制讲座就举办了。

  1999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举办1999年第二次法制讲座,内容是依法保障和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法制讲座的主讲人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王卫国教授。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依法保障和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二、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三、依法保障和促进国有企业改革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领导非常关注如何切实保证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中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抵御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冲击。1998年5月12日,曹建明教授又被请到中南海,给江泽民等中央领导讲《金融安全与法制建设》,这是第七次中央法制讲座。

  曹建明一直讲了88分钟,这一个半小时江泽民一直认真地听,还不时作笔记。开始讨论后,江泽民一连提了四五个问题,讨论又持续了80分钟。这次讲座之后,江泽民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努力学习金融知识和金融法律,懂得不能做什么和必须做好什么,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地运行。

  在江泽民的建议下,中央法制讲座逐渐形成了制度。有的领导干部因工作安排不开,有的讲座没参加,江泽民就提醒他们要提前安排时间。他还要求把讲座的提纲送到不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出差的领导干部手上。

  胡耀邦“爱学习”

  追溯到建国后中共的第一二代领导人,作为当时的主要“幕僚”之一,吴稼祥和丁学良印象深刻的是——邓小平和胡耀邦都是非常爱学习之人。

  “我们当时甚至还挑了胡耀邦一个小错误。”丁学良当时还在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工作,有天胡耀邦说马克思说了一句话,他和几个同事觉得似乎不是马克思说的。于是几个年轻人连夜翻阅厚厚的马恩全集,结果还真找到了原始出处,证明胡记忆有误,后来就写了报告给胡办。“结果没几天,胡就委托秘书跟我们道了歉,至今想起来,还是很感动。”

  “胡耀邦自己很爱学习,而且是主动地学习。当时还不像现在这样集体学习,但是讨论的氛围很热烈。”吴稼祥也不无深情地怀念当时的日子,“我们几个年轻人,都是一起学习,讨论,甚至通宵达旦。”

  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吴稼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后转职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中共中央办公厅。1988年11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高级研究编辑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副研究员。2000年,吴稼祥远赴美国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

  他在1985年写出的论文《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思路》,是中国最早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化改造的论文之一。“这都是基于当时胡耀邦时代大家爱读书爱学习爱思考的结果。”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出版于1994年的《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一书认为,吴稼祥在中国“最早系统提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的思路”,说这篇论文“对国有企业为什么要进行‘股份化’改造、怎样进行改造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1985年,吴稼祥提出最早的股份制改革与国家体制前途的建议,引起国内外关注。1986年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任职,那是中南海政治权力的核心圈。1989年,他提出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理论描述,被不少人认为是某种政治信号与御用学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人们不得不承认,当时是对新权威主义误读了,吴家祥认为,新权威指向民主政治,只是在这实现过程中强调权威落差与政治稳定。

  “有三种政治理论,一种是政治规范理论,亚里士多德开始,描述美好政治是什么。第二种是政治经验理论,实证研究,解释现状。第三种是政治操作理论,承认现状,更注重未来的理想,为达至理想而找到实际可行的路径。吴稼祥为当年自己的政治谋略辩护,“我是第三种。”

  作为中南海的青年才俊,1986年6月他成为中央书记处办公室政治组副组长,1988年成为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综合组组长,参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日后他写作《中南海日记》讲述这段历史

  吴稼祥如今最知名的身份是政治学者,今年年初,他的新作《公天下》提出了“多中心治理和双主体法权”的理念。一时洛阳纸贵,3000本在中央党校不到一个月就销售一空。

  “吴算是我的小兄弟,我们都是胡耀邦那一代过来的人,后来又都出国去哈佛大学留学。那种骨子里热爱学习的基因,到现在都无法消除。”丁学良也很怀念当时的岁月。

  “如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源头,可以说是从胡耀邦和邓小平时代一脉相传的吧。”吴稼祥强调说转型中国的改革,一定要回到源头。“从某种程度上讲,如今最高领导人改革的精神脉络,也是来自邓小平和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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